回应与挑战:对〈儒祸〉一文的一点见解

在〈儒祸:论四书成为高中必修〉(载于贵论坛2012/10/10)一文中,作者对儒家极具批判性的思维,相当具有启发性。我虽然同情的理解(empathyunderstanding)作者反对将《四书》列入高中必修教材的看法。但却对他的论述与批评抱持某种程度上的保留态度。

对作者来说,唯有以一种新的「文化认同」与「国民品格」,方才能创建当代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心中,一个崭新的、真实的「命运共同体」或「共和」。透过这个路径所建构的民主与自由方才能避免「认同危机」,成为真实的民主与自由。在台湾,其具体的实践即以「去殖民」为方法,重新确定「台湾历史与文化的主体性」,并将之使用于反抗中国文化(儒家文化)的殖民。

儒家在此文中被视为「儒祸」。作者认为,其奴役的非制度性思维终将成为极权统治的沃土。但我认为这种论述逻辑不仅将儒家思想「浅碟化」,更将原来大众对此次教科书事件的认知与批判,从对「现行制度(违反宪法强调的价值中立与意识型态的平等)」的牴触,在作者有意识的引导之下,提升成对「单一价值(儒家意识形态)」的批判。

然则,这种以「减法」而非「加法」形塑的「台湾文化民族主义」,很容易形成新型态的「文化沙文主义」,并且在去除「中华文化帝国主义」的「殖民旧霸权」后,却同时重新建构了「台湾文化帝国主义」的「新霸权」,其最终将排挤并边缘化现存于台湾社会当中的「多元文化」。

当台湾还是一个高度分裂而无共识的社会状态时,一个「最低限度的共识」或者说「暂定协议」会是必要的。在美国,这个「最低限度的共识」是宪法;在台湾,它可以是宪法(可能还是有争议的)、习俗或常民的朴素道德直觉。

今天这个教科书争议原来的癥结点,并不在于儒家本质上的负面内涵。而在于未经审议的、没有共识的、不具民意基础所赋予正当性的「儒家教材」,不是现行台湾社会对「公民教育」的认知,具高度民意的「最低限度共识」。

当特定政权(马政府)以特定的意识形态(四书中的儒家思想)强推其为台湾版本的「公民教育」时,此举不仅已经违背了「宪法的立国精神」以及「宪政主义的价值中立原则」,更重要的是此政策并没有适当的「审议」与「民意基础」。

我当然极力推崇「台湾历史与文化的主体性」,作为「公民教育」的主要精神。但我所期待的「台湾文化民族主义」,是一种海派的、具多元气质的、能够容纳中华文化、日本文化、甚至美国与东南亚文化,所形塑出的「台湾特有种」。贸然地以不具共识的、没有民意正当性的、自我想像的「台湾文化民族主义」塑造成高度排他的「文化沙文主义」不仅会使得其内容乏善可陈,更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。

〈儒祸〉一文的作者,没有在「多元文化」的概念上去理解一个具无限可能的「台湾文化民族主义」,反而试图操作一种「敌友辩证」的策略,试图将打倒「中华文化帝国主义」,视为「台湾文化帝国主义」的成功。某种程度上,这种「台湾文化沙文主义」与当今政权的「中国文化沙文主义」并无二致,观者不可不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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